【刑德】是什么意思
解释如下：↓
- 刑德出自桓宽〔盐铁论．第五十五篇．刑德篇〕。在〔盐铁论〕中，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除了针对当时经济政策展开辩论外，也就治国理民之道各抒己见：御史大夫主张采取法家之严刑峻法；而贤良文学则主张儒家的礼义教化之德教思想。〔刑德篇〕即是两方论点的阐述。
首先是御史大夫们从「性恶」观点出发，认为民心险恶，非用法刑不能收防非矫刑、禁奸阻恶的效果。文中说：「大夫曰：『令者，所以教民也；法者，所以督奸也。令严而民慎，法设而奸禁；罔（同网）疏则兽失，法矢则罪漏，罪漏则民放夫而轻犯禁。故禁不必法，夫徼幸诛诫、跖蹻不犯。是以古者作五刑、刻肌肤，而民不踰矩。』」在御史大夫等政府官员心中，法令就像捕兽的网罟一样，法令必须严密，才能禁绝人民的奸犯。除了严密外，法令也必须采取重罚的方式，才能达到吓阻犯罪的效果。文学则说：王者立法，昭明如日月，宽广若大路。人人都知遵守，所以不轻易犯法。大夫反驳说：大路虽广，而人民还公然犯之（法），就是因为罚罪太轻。「千仞之高，人不轻凌；千钧之重，人不轻举。商君刑弃灰于道，而秦民治。故盗马者死，盗牛者加，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。……故轻之为重，浅之为深，有缘而然。」就是说，国家要实行严刑峻法，才能做到国治民安。
贤良文学因来自民间，受儒家思想影响，对于主张重刑之御史大夫的看法，不以为然。他们主张为政之道以爱民为先。说：「故君子爱仁以及物，治近以及远。传曰：『凡生之物，莫贵于人；人主之所贵，莫重于人。』放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，主爱人以顺天也。」基于这种「以民为本」的思想，他们认为严刑峻法并非长久治国理民之道，因为法依人情而制，并非设罪以陷人。又．在下一篇〔申韩篇〕中说：「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，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。……所贵良吏者，贵其绝恶于未萌，使之不为非，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。」是说法刑只能改变人外在的行为，至于其内在德性的培养，仍有待德教的施行。在〔授时篇〕中贤良说：「三代之盛，无乱萌，教也。夏商之季世，无顺民，俗也。是以王者设庠序，明教化，以防道其民，及政教之洽，性仁而喻善。故礼义立则耕者让于野，礼义坏则君子争于朝。」是说惟有礼义教化的德教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不过贤良文学虽然反对严刑峻法，但不是全然反对法令的施行。他们主要的是在强调法令的明确性与宽简性，如〔刑德篇〕中所说：「道德众，人不知所由；法令众，民不知所辟。故王者之制法，昭乎如日月，故民不迷旷乎；若大路，故民不惑。幽隐远方，折手知足，室女童妇，咸知所避。是以法令不犯，而狱犴不用也。…』」又「法者缘人情而制，非设罪以陷人也。故春秋之治狱，论心定罪，志善而违于法者免，志恶而合于法者诛。」法当缘人情而制，而不是只为达成施政者之目的；制法也当明确简宽，使「室女童妇，咸知所避」。
总之，关于法治与德治孰重的问题，本来就是法家与儒家在政治理想方面一直争论的焦点。无可否认的，这两者在某个情境下都有其必要性，但也都有其不足之处。以法家所主张的严刑峻法来说，在乱世固然能收到速效，但若以此为治国之恒久理念，必将造成伤恩薄德的残酷局面，而且守法不是出自本心。而儒家所主张的礼义教化，虽为治本之理想方法，但在人民达到相当的道德水准之前，先要用法律约束行为，才能逐渐形成德性。
--作者:方永泉
来源：辞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