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英国的社会学家斯宾塞(Herbert Spencer, 1820~1903)首先提出。斯宾塞首先将达尔文主义(Darwinism)的观点及后达尔文主义的生理学应用到对社会的研究上，同时将孔德(Auguste Comte, 1798~1857)「社会是一个超级有机体」的看法与达尔文(C. Darwin)的自然选择、适应及存在竞争的概念放在一起。将「进化」一词的使用普及化，首先提出「适者生存」一说。 根据斯宾塞的观点，社会是一个活的单位，是由个人组成，并按照自然法则产生及进化而成。社会是一个有机体，也是有机体中的最高形式，其演化形式与生物有机体的演化相似。演化的过程是由单细胞演化到组织，到器官，到人，进而到社会本身，是一个逻辑的进展过程。斯宾塞对整个进化过程所持的立场是乐观的，与其后的进化自然主义者一样，都是社会改良论者，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演进是朝向更理性及无私的大社会前进。 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个人在短期的进展采悲观的看法，但是从种族进化论的结果来看，个人之未来却是乐观的。人在目前是存在于一个不断的为生存及成功互相竞争的冲突世界中，这种冲突最后会达到物竞天择的结果，最适应的个人及机构会留存下来，使下一步的进化过程更加顺利圆满。因此人在现在的存在中是悲哀的，但在自然选择之后，使个人或社会阶层能有实现其美好的一面之潜在可能性。透过社会进化，冲突变成合作，激情变成理性。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反对任何阻碍自然竞争及演化进展的社会改变。竞争冲突及挣扎是迈向理想社会的必要手段。简言之，社会进化要求人允许自然选择中的残酷淘汰过程，也就是强者生存，弱者被淘汰；有些国家为保护其子民及机构而产生错误的政策，并未能由此经验中学习，也就是纵容及奖赏弱者的国家绝对不会强盛起来，而享受到进化的结果。无论社会不和谐是多么无情，都是在宇宙秩序中创造自我及完成自我的必要步骤。而在使自我完成的条件尚未出现之前，若社会要求提高个人及社会道德标准，这只是一项软弱的姿态，最后会阻碍成长及长期进步的可能性。 个人智能是自然进化过程中具竞争力的一项能力，发挥个人智能以与别人竞争，先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，使个人的观念及行动成为可能。而一个开放的社会又需要不断的进化创造，在这种循环发生的进程中，社会才会走向更合理化，更理性化。总之，冲突及解决冲突是现代社会的结构中心，只有在经过长期的竞争活动之后，理性合作才成为可能。 在英国，赫胥黎(Thomas H. Huxley, 1825~1895)发表了〔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〕(Man's Place in Nature)一书，使得达尔文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叶，流行于一般民众之间。英新历史学家弗劳德(James Anthony Froude, 1818~1894)写了一部十二册的〔英格兰历史〕(History of England)，主张优等的种族有自然的权力去统治劣等种族。 俄国作家丹尼列夫斯基(Nicholas Danilevisky, 1822~1885)在〔俄罗斯与欧洲〕(Russia and Europe)这本书中，强调「历史只是记录特定种族团体，在不同阶段的发展」。他并且最早将达尔文的主张应用至「泛斯拉夫民族主义」(Pan-Slavic Nationalism)上，主张斯拉夫民族是最优秀的种族；同时俄罗斯是斯拉夫族最大的一支，因此不得不起来领导所有的斯拉夫民族。这些将达尔文的生物理论运用至社会、教育、政治等范畴的学者中，斯宾塞的思想，在美国及欧洲都享有盛名；他是十九世纪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学家，将社会发展比作一个有机体的发展，将文明比喻为一个超大型的有机演化过程。同时斯宾塞将 「天择」这个名词解释成「适者生存」，这与达尔文所认为「天择为适应生存的起因」的内涵是大不相同的。但因他用此一名词来表达社会中与达尔文「生物演化」相类似的原则，故称之为「社会达尔文主义」。 二十世纪初，德国的社会学家也同意斯宾塞的理论，而这主张后来被德国政治家所采用，利用此学说提倡民族强盛及种族优越的主张，在教育政策上采行法西斯主义，造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负面后果。这也是社会改良论者未预料到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