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叶适】的解释、拼音

解释如下：↓

• 人名。（公元1150～1223）字正则，号水心，宋永嘉人。淳熙进士，官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，迁宝文阁学士。其学以功利尚实为主，与当时性理之学相抗衡，又对古人及古书作大胆之讥评。着有《水心文集》、《习学记言》。

来源：辞典修订版

解释如下：↓

• 　　叶适(1150~1223)号水心，字正则，南宋浙江永嘉人，学者称为水心先生。孝宗淳熙五年(1178)中进士，授平江节度推官，召为太学正，由秘书郎出知蕲州，入为尚书左选郎官，迁国子司业；力求补外，嗣降为奉祠，起为湖南转运判官，知泉州，召为兵部侍郎；丁忧，服除后权工部侍郎，以用兵除知建康府，兼沿江制置使，兵罢夺职，改任奉祠官凡十三年而卒。享年七十四岁，諡文定。
  　　水心之学源于薛季宣（字子龙，号艮斋）、陈傅良（字君举）者为多，虽亦问学郑门（郑君望，名伯熊），然在〔祭郑君望龙图文〕中说：「某之于公，长幼分殊，登门晚矣，承教则疎。」与陈傅良则于孝宗隆兴二年(1164)在瑞安相识，过从甚密，其时水心仅十四岁，嘉泰三年(1203)陈傅良卒，水心在〔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〕中即谓：「陪公游四十年，教余勤矣。」与薛季宣则系乾道五年(1169)相见。薛季宣乾道九年卒，享年四十，交游请益时间较短；陈傅良作薛艮斋行状时自称门人。水心较陈傅良晚出，叶、陈二人应有师生之谊。
  　　全祖望在〔水心学案〕中说：「水心较止斋（陈傅良）又稍晚出，其学始同而终异，永嘉功利之说，至水心始一洗之。」其实水心之学，仍崇尚功利，反对专尚义理之空言，主张要做到务实而不务虚。因此他在〔水心文集〕中指出：「欲明大义当求公心，欲图大事当立定论。自献者追愤，自安者忘仇，非公心也。勇者惟欲进，怯者惟欲止，非定论也。善为国者，务实而不务虚，择福而不择祸，条目先定，而始末不差，斯所谓公心矣。措己于安，而制敌之危，斯谓定论矣。」他把永嘉功利之说，与程、朱义理之说统一起来，而作进一步的发挥。
  　　水心从二十四岁(1173)进入仕途，到开禧三年(1207)被弹劾夺职，其担任官职达三十四年；他对整兵备战方面，提出了一套改弱就强、实德与实政交修的方策，并发挥了初期的实效。他方策中的主旨在修边而不急于开边，整兵而不急于用兵，而更重要的方策则在节用减赋，以宽民力，朝廷则以其迂缓而不用。
  　　除军国大计外，水心在论学校之弊及改革之道方面，亦提出了具体的卓见，他在〔水心文集〕中指出：「何谓京师之学，有考察之法，而以利诱天下，……本朝其始建学，久而不克就，至王安石乃卒就之，然未几而大狱起矣。崇观间以俊秀闻于学者，旋为大官，宣和靖康所用误朝大臣，大抵学校之名士也。及诸生伏阙搥鼓，以请起李纲，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，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，无如太学之士。及秦桧为相，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己，而以小利啗之，阴以拒塞言者。士人靡然成风，献颂拜表，希望恩泽，一有不及，谤议喧然，故至于今日，太学尤弊，遂为姑息之地。夫正谊明道，以此律己，以此化人，宜莫如天子之学，而今也何使之至此。盖其本为之法，使月书季考，核定分数之毫厘，以为终身之利害，而其外又以势利招徕之，是宜其至此而无怪也。何谓州县之学，无考察之法，则聚食而已。往者崇观宣和间，盖尝考察州县之学，如天子之学，使士之进皆由此，而罢科举。此其法度未必不善，然所以行是法者，皆天下之下人也，故不久而遂废。今州县有学，官室廪饩无所不备，置官立师，其过于汉唐甚远。惟其无所考察，而徒以聚食，而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矣。州县有学，先王之余意，幸而复见，将以造士使之俊秀，而俊秀者乃反不愿于学，岂非法度之有所偏，而讲之不至乎！」因此水心所言学校改进之策，以为太学应更法定制，变其故习，无以利诱；择当世之大儒久于其职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，使源流有所自出；其卓然成德者，则朝廷官使之。州县之学则宜使考察上于监司，闻于礼部，达于天子；其卓然成德者，或进于太学，或遂官之。
  　　水心论学校时，又以法令细密、师资素质低落为病；认为「三代以后人才莫盛于宋，而致治则不及汉、唐者，盖以汉、唐法令宽简，人才类能奋其才智，果作敢为，而得遂其所成」。宋制则烦苛周密，「摇手举足，辄有法禁」，「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区，教化所从出」，而「烦苛愈于治狱，条目多于防盗」，于是官学衰而私学盛，「老师宿儒，尽向之书院」。
  　　水心之着作，有〔习学记言〕五十卷，〔水心文集〕二十八卷，〔拾遗〕一卷，〔别集〕十六卷，〔制科进卷〕九卷，〔外稿〕六卷。其前期(1173~1207)着作，只是辑录经史百氏条目，而未加以评论；而后期（1207年从金陵回到故乡以后）着作，则「根抵六经，折衷诸子，剖析秦汉，迄于五季」，并对六经诸史子以及宋〔文鉴〕都加论述，对程、朱的理学，甚至子思、孟子、曾子以及理学家的道统论，并作批判，除发挥薛、陈二人的思想外，也提出其独创的见解。
  　　水心在〔习学记言序目〕卷四中说：「自有〔易〕以来，说者不胜其多，而淫诬怪幻亦不胜其众，……虽非昔之淫诬怪幻者，然而依于神以夸其表，耀于文以逞其流，于〔易〕之道犹曰出入焉而已。余既条其大旨，稍厘析之，诚焕然如此，则孔氏之成书翳而复明，〔易〕之道其庶几乎！」
  　　以上他对程、朱易学之批判，是要「尽废后儒之浮论，稽合于孔氏之本统」。他指出「易有太极」，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，其实非孔子一人所作，乃集〔易〕者会集而成。孔子为了「明卦爻之指 ，黜异说之妄」，只着了〔彖〕、〔象〕二篇，根本没有提出「太极」说。
  　　他并认为对〔中庸〕与〔大学〕的解说，应「以孔子之经以求之」，后儒对〔中庸〕之解说，不仅失孔子之意，且使〔中庸〕「轻重失伦 ，虚实无统」。他又认为子思年十六着〔中庸〕一说，不能无疑。此外，他认为〔大学〕中「致知格物在心、意之先，而不是在心、意之中」。「知之至者，皆物格之验也；有一不知，是吾不与物皆至也。」这与程朱「格物即穷理」的观点完全不同。又他尚说：「古诗作者，无不以一物立义，物之所在，道则在焉，非知道者不能说物，非知物者不能至道。道虽广大，理备事足，终归之于物，不使散流，此圣贤经世之业，非习文辞者所能知也。」提出他实学的观点，强调物的客观性，认为必须经过「物格」的检验，才能证实物的存在，离开了物（亦即人伦日用）或不与「物」接触，就不会有认识。
  　　在道统论方面，他不同意孔子传曾子，曾子传子思，子思传孟子；更反对程、朱承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之学的统绪。他用很多分析与论证，否定了「曾子亲传孔子之道」的说法，他指出：「孔子尝告曾子，吾道一以贯之，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。此与孔子之道不合。」又说：「按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，无曾子；曰：『参也鲁。』」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，或曾子于孔子后殁，德加尊，行加修，独任孔子之道，然无明据。又按曾子之学，以身为本，容色辞气之外，不暇问，放大道多所遗略，未可谓至。又按伯鱼答陈亢无异闻，孔子尝言「中庸之德民鲜能，而子思作〔中庸〕，若以〔中庸〕为孔子遗言，是颜、闵犹无是告，而独閟其家，非是；若子思所自作，则高者极高，深者极深，宜非上世所传也。然则言孔子传曾子，曾子传子思，必有谬误。」这样推翻了曾子亲传孔子之道的说法，则韩愈所提出而为理学家尊奉的道统说也就站不住脚了。
  　　其次，他更批判了思孟的心性说，认为「自孟子始，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，专以心性为宗主，以致虚义多实力少，测知广，凝聚狭。」与尧、舜以来内外交相成的道理不合。又说：「告子谓性犹桮棬，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，尚不为恶性者。而孟子并非之，直言人性无不善，……以此接尧、舜、禹、汤之统。虽论者乖离，或以为有善有不善，或以为无善无不善，或直以为恶，而人性之至善，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紾夺之中。……余尝疑汤『若有恒性』，伊尹『习与性成』，孔子『性近习远』，乃言性之正，非止善字所能弘通。」不为无当。
  　　关于学者对水心等事功派的评价，朱熹在其〔语类〕中批评：「永嘉、永康之说 ，大不成学问，不知何故如此。」陈振孙在〔直斋书录解题〕中别说：「水心之学，大抵务为新奇，无所蹈袭。」又称：「其文刻削精工，而义理未纯明。」黄溍言：「叶正则推郑君望、周恭叔以达于程氏，若与吕氏同所自出，至其根抵六经，折衷诸子，凡所论述，无一合于吕氏，其传之久而不废者，直文而已，学固勿与焉。」直把水心看作文士。全祖望则曰：「水心天资高，放言砭古人多过情，……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，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。乾淳诸老既没，学术之会，总为朱、陆二派，水心齗齗其间，遂称鼎足。」肯定他在学术上之地位。黄棃洲亦谓：「水心之学，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，所言不无过高，以言乎疵则有之，若云其概无所闻，则亦堕于浮论矣。」又说：「今观黄、全二氏所采录，纵有若干条言或稍激，然其直探古学来源，切合人心治道，祛弊去蔽，有足发学者之深思者，不能以其多违前人之说而谓之末纯也。」黄、全二氏之论，似较为持平。

--作者:程运

来源：辞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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